11月16日，由省文物局主办，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承办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研讨会”在广汉举行，来自科研机构、高校、科技公司的多名代表分享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年代学研究等多个学科阶段性研究最新成果。

　　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存在多个铸造地

　　三星堆出土文物丰富，尤其青铜器最具代表性。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陈坤龙围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青铜器铸造地研究进展”主题进行了分享。

　　陈坤龙说，关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青铜器铸造地问题，综合多年的研究来看，目前有本地生产和外来输入两种可能。观点一：器物应为本地生产，不存在外来输入。部分与中原商式风格相似器物，是对中原青铜文化的借鉴。可能由外来工匠携带金属原料在三星堆铸造。观点二：三星堆不同器类纹饰风格存在较大差异，来自不同产地(容器来自长江中游，非容器为本地铸造)，主要是外来。可能通过定制的方式来自殷墟和其他地点。

　　今年年初，研究人员对青铜器残留泥芯、出土陶器、河沙等启动了一次大规模取样、观察和分析。陈坤龙分析，尊、罍等容器与神树、面具等非容器类铜器铸造泥芯的矿物组成和地球化学特征存在明显区别，两类器物铸造地来源不同。

　　玉石器大玉料可能来自彭州

　　1996年，广汉挖沙工人在三星堆遗址北端的鸭子河河床上发现4件灰褐色大石料，这得到成都理工大学教授王运生的关注。

　　研讨会现场，王运生发表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及青铜器产地来源研究成果》，提出三星堆玉石器大玉料产地可能来自彭州大宝山地区。

　　据介绍，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主要包括闪石玉、蛇纹石玉、大理石等矿物或者岩石类型的材质。“从地理位置来看，彭州大宝山地区是离三星堆遗址最近的复杂变质构造带。同时，湔江流域雨量丰沛，水流大，尤其是在7月、8月、9月，通过水系搬运蛇纹岩，蛇纹岩更可能被古蜀人发现并利用。”王运生说。

　　综合所采集样品与三星堆大玉料的矿物组成（蛇纹石含量）、原岩类型（超基性岩）、结构特征、宏观特征（外观、构造）、化学成分及含量、稀土元素、硬度等指标，王运生得出结论：三星堆大玉料与彭州蛇纹石同源。彭州红岩山、玉石沟为玉料主产地。三星堆玉石器中大理岩、石英岩等石材也可在大宝山地区发现相应的原料来源，证实了大宝山地区可能是古蜀先民制作玉石器的石料来源地。

　　古蜀先民用牛和猪祭祀

　　西北大学教授温睿在研讨会上分享《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有机残留物阶段性研究成果》时介绍，通过对8号祭祀坑样本的检测，检测出野猪、牛亚科（黄牛、野牛、牦牛）蛋白质成分。

　　在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有机残留物进行研究后， 温睿得出结论：蛋白质组学分析表明，至少有猪和牛两种动物作为先民祭祀活动相关的祭牲。

　　有机残留物结果还反映了祭祀坑形成过程。 温睿说，三星堆先民在祭祀活动中，仪式性地集中燎烧包括猪、牛等动物和铜器、金器、玉石器等器物，后将所有器物（祭器）分批埋藏在祭祀坑内，其中燎烧后的动物祭牲骨骼是相对集中埋藏在其中一个坑中（主要集中在1号祭祀坑），其他祭祀坑混入了少量骨渣及动物脂肪和蛋白的残留物。

　　祭牲的选择反映了三星堆文化和中原商文化的紧密联系。温睿指出，在祭祀牲口的选择上，三星堆文化和中原商文化均使用猪和牛作为祭牲。

　　古蜀先民如何思考宇宙与生死

　　丝绸遗迹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重大成果，曾引发轰动。此次研讨会上，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馆员周旸介绍了三星堆遗址出土丝织物组织及织造工艺阶段性研究成果，深入揭示古蜀人的丝织品组织结构和织造工艺。

　　周旸说，附着在2号祭祀坑青铜尊上的丝织物为绢，铜眼泡上的丝织物属于平纹地的暗花织物，被称为“绮”，属于较高档的丝织品。此外，还在新发掘的6个祭祀坑以及出土文物发现丝绸的存在，“在3号祭祀坑兽面具发现了绢，在4号祭祀坑也发现了绢。在7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上也发现丝织品存在。”

　　这些丝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周旸推测三种可能的织造工艺：原始腰机、双轴织机或踏板织机、提花织机。

　　“让线变布，对古蜀人来说，原始腰机是最方便的。”周旸说，在6号祭祀坑发现了为数不多的玉刀，疑似是使用原始腰机过程中要用到的打尾刀。

　　“丝绸的发现，一定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从而理解数千年前的古蜀先民是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周旸认为，秦并巴蜀，蜀地以及西南广大地区则陆续融入华夏在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考古发现均表明，关于丝绸，巴蜀和中原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

　　德阳日报记者 张伟